“现在云计算的钱最好赚。”4月18日下午，万寿路附近的一家茶馆里，王远（化名）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。王远对外的业务身份，是某部委下属的产业推广中心副秘书长，该推广中心的主要诉求，就是帮助企业向各地政府灌输云计算和物联网观念，进而推动各地政府设立云计算中心。
　　“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厂商能拿到各地政府资金帮助、办公地帮助，这只是一个方面，另外还能帮助厂商完成销售，所以厂商很需要我们。”王远说。据王远称，该产业中心的实体，其实是几个自然人合伙投资的一家商业公司，“用部委的牌子，更便于我们跟各地政府合作，而且，也便于我们从地方政府那儿拿到专项资金。”
　　他所说的专项资金，包括了地方政府的调研支持费用，地方政府的服务费用，甚至于地方政府“云计算落实举措和先进经验的公关和宣传费用”，“我们正在操作的项目包括，山东某个地级市、北京某个区，另外我们还正在和天津某个局在洽谈，总体上生意不太难做。”王远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　　借助云计算概念圈钱圈地，已经成为大公司、小公司近两年来的共同首选。 “各取所需。”姚戴龙对记者说。作为一名创业者，2011年，姚通过在北京注册的一家壳公司，在无锡成立了这家北京公司的子公司。尽管其北京公司连地址都是虚构的，但无锡物联网基地还是给了他超过300平米的办公场所，“基本上算是免费的，而且享受税收减免政策。”姚对此颇为得意。有了正式的公司之后，姚开始四处寻找投资人，准备做基于Android的平板电脑业务。在他看来，当地政府既不关心云计算、物联网是什么，也从未想要去关心，“他们要的是政绩，引入了多少家公司最重要，至于这些公司的实力，或许没有多少人在意。”
　　偏离的推动力
　　“当前最大的问题，不是中国云计算业务缺乏需求和推动力，而是需求很旺盛。总体上地方政府推动云计算的初衷是良好的，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，或多或少因为其他一些因素，导致云计算的推动力指向有所偏离。”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徐愈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专访，含蓄地表达了对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云计算方式方法的批评。
　　市场调研机构赛迪顾问，更是在一份针对云计算的报告中称，中国云计算应用“缺少统筹规划、对应用领域研究梳理不够、示范项目仓促上马、投资风险增大”。
　　“发改委以中央补助经费的方式，为云计算应用发放补助金，本身就带了一个不好的头。”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某高级研究员对记者说。
　　2011年10月，发改委、工信部、财政部等三部委拨款15亿元，成立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云计算示范工程专项资金，并迅速对12个企业项目进行了首批8亿元资金的发放。据了解，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云计算示范工程专项资金，主要面向目标是已经公布的试点五城市范围内企业，因此获得基金支持的公司范围相对较小，而单个企业由此获益良多。
　　与此类似，科技部联合财政部，也有类似资金用于推进“云计算”的发展，该类资金分散于国家863计划和火炬计划之中。
　　然而，在该研究员看来，正是这样的标志性和象征意义的补贴，使得“地方政府大搞对云计算的支持，从给钱给地，最后发展到圈钱圈地，既然云计算对于企业自身，或者对于地方产业生态链，能够构成节约成本、效率增加，又何必进行大规模的资金或土地补贴？”该研究员称，当前最为复杂的，不是如何推动云计算的概念被认同，也不是对云计算业务类型缺少的担忧，而是地方政府和部分企业利用云计算的噱头，做和云计算不相关的利益攫取和再分配问题。
　　“以阿里巴巴为例，这个公司旗下的阿里云，单独从国家层面获得的项目补助金大概有1.5亿元，一个商业公司在做一项从长期看对自身而言是有益的事情，使用的却是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补助金，这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商业规则上，都不符合逻辑。”他说。
　　该高级研究员表示，由工信部主导推动云计算，是必要之举，与之对应，发改委和财政部进行支持，也是必要之举。“但是否直接以补助的方式发放给企业，我个人觉得值得商榷。” 他认为，阿里云作为一家商业性公司，当政府有政策可以拿到钱，它就会积极争取，从商业公司的角度而言，是完全正当的，“但三部委在支持方式上，是否当前的方式就是最佳的，或许还应该更为慎重一些。”
　　“说到底，云计算应该是企业的事情，来自政府支持有必要，但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支持方式。”上述研究员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。
　　“蘑菇云”
　　随着一些地方政府认为，借助“云计算”三个字，既能获得推动地方科技产业发展的口碑，又能获得征地圈地的实际，还能在此基础之上，完成招商引资的政绩，一举多得，云基地建设的热潮立即席卷中国。
　　而在此之中，地方政府与企业在云计算的发展过程中，正扮演着相互借力的角色。
　　以杭州为例，该城市能够入选发改委和工信部首批五个试点城市名单，主要正是得益于阿里巴巴。同样，阿里巴巴也从杭州市地方政府的云计算产业发展规划中，获益良多。
　　尽管如此，杭州发展云计算的工作，在整个中国的云计算大版图中，仍然属于较为扎实的类型。直到2011年10月，杭州云计算产业园才正式落户于塘科技经济园区。同时，虽然制订了总规模30万平米、200家云计算企业的目标，杭州云基地的首期面积仅为2万平米整个规划发展并无大踏步的跃进。
　　与之相对应的，则是另外一些地方政府和机构，将政绩目标盲目押宝云计算的扩张和诉求，而这一诉求导致的现实结果，让人瞠目结舌。
　　“各地云基地建立的速度越来越快，甚至有些地方不是考虑应用和业务，而是在占地面积、招商引资上盲目攀比，如果对照一个地图的话，你会发现中国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在升腾‘云’，越是后来的云越大，现在简直是满眼都是‘蘑菇云’。”北京云基地某负责人说。
　　“主角似乎都转变了，一些地方似乎根本不在乎什么是云计算，而只在乎云基地有多大。”身为云计算产业兴起和发展的亲身经历者，这位人士却表示无法理解各地方政府，对云计算如此多方向、多层次的利用程度，是出于何种思维和理由。各地纷纷成立云计算产业联盟，并以此为理由大肆建设云计算产业园的情况，在2011年几乎达到失控状态。出手云基地的地方政府，甚至从省级、地市级，扩展到一些县级政府。
　　“甚至一些极内地的县级政府，动辄号称数千亿推动云计算、云基地的做法，简直是可笑之极。”电信专家付亮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。此前，内蒙多伦县宣布将建设总投资额高达近2000亿元、总量超过500万台服务器的云计算数据中心，该县政府表示该项目为多伦县和北京合作项目，基地建成后将形成888亿元产值、65亿元税收的规模。更有甚者，多伦县县长霍锦炳表示，该云产业基地能够带动新增就业2.5万人，而整个多伦县人口仅有10.5万人。
　　同样铺张的还有江苏宿迁。作为1996年由县级升格为地市的宿迁，该市经济开发区面积就高达105平方公里（相对比，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面积不过46.8平方公里）。2011年第四季度，宿迁市政府开始力推“全国云计算研发、应用及展示的综合性示范基地”建设。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致电宿迁经济开发区工作人员时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，对建立云计算基地一事，不太了解，并表示“这个事情是市里领导才能说的，我们不能接受采访”。
　　对此，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一针见血地表示，“现在不少地方连云计算的概念、作用都没搞清楚，就匆忙圈云基地，搞大规模的服务器托管，那不叫云，那叫浪费，那叫烧钱。”
　　上述研究员则认为，出现地方政府一窝蜂上马云基地的主要原因，还是两个方面：第一是围绕云基地云计算的招商引资噱头，成为政绩体现的重要途径；第二就是地方政府在利用云基地概念进行圈地，进行地产商业活动，在最近两年成为比较便利的通道。
　　冲动的惩罚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获悉，金融大鳄乔治?索罗斯(George Soros)正在考虑是否对其投资的一家中国基金公司提起诉讼。该基金主要运作方向为“云计算”和“云基地”，而索罗斯向该基金投资3亿美元时长达6年之后，该基金旗下企业并没有实现任何一家公司上市或成长为大中型企业。
　　“中国企业的‘云计算’泡沫正在快速走向破灭。”第五媒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赵毅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表示，“各地纷纷出台的三年计划、五年计划，更多是在笼统的层面进行描述，却无一探讨过‘云计算’应具备的商业模式类型、本地云计算企业的层次区分等问题。”
　　而在云计算泡沫之上，圈钱圈地，成为企业联合地方政府进行商业投机的主要手段。“云计算、‘雾’联网，成为两大忽悠经费、土地（的）工具。”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CEO李开复说。
　　尽管大家都在讲云计算，但真正研究产品以及落地的却很少，可以说是‘雷声大，雨点小’。”针对当前国内云计算产业现状，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表示，很多地方花费巨资建数据中心，却没有任何具体应用，多个地方政府投巨资圈地买服务器建数据中心，是新版本的房地产商业。”
　　即便是在新型经济发展最为发达的北京和上海两地，云计算发展仍然形式大于内容。根据上海市政府发布的“云海计划”（即《上海推进云计算产业发展行动方案（2010-2012年）》三年行动方案），以及北京市政府发布的“祥云计划”（即《北京“祥云工程”行动计划(2010-2014)》），对于培育的企业实力、产业规模和产业链规模，虽然给出了具体的金额目标，但具体如何界定、如何评估，到目前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可衡量标准。
　　“在设计阶段轮胎定位就不准的汽车，行进过程中不仅没有意识去纠正方向，甚至再度故意跑偏，这样的汽车怎么可能开到预定的地点？”第一云网CEO王继磊对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表示。
　　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从相关部委获悉，政府已经在内部讨论云计算泡沫给ICT产业带来的风险，并正在加紧研究如何从政策层面加以控制。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，在现有的云计算泡沫之上，地方政府仍然在大力推升泡沫程度，这使得来自主管部委的垂直指导，显得力不从心。”该部委相关领导对记者表示。